文化铸就百年企业——读茅忠群《心本文化：中国式现代企业管理新范式》后
作为治宁波商帮史、文化史的学人，读茅忠群先生《心本文化：中国式现代企业管理新范式》，最先引起我注意的，不是书中反复申说的“心性即文化，文化即业务”这一命题本身，而是“心性”与“发心”这两个词在书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。在一本当代中国企业管理的著述中，将“心性修炼”作为管理体系的基石，将“发心”作为企业行为的起点，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话语选择。它既不同于西方管理学以“行为—绩效”为轴心的实证传统，也不同于港台企业界常见的“儒家伦理+现代管理”的拼贴式论述。茅忠群先生试图做的，是把“心性”从一种私人修养的范畴，转化为一套可表述、可传授、可组织的管理语法。这一尝试指向一个所有企业家都无法回避的根本命题：企业如何超越创始人的生命长度，获得属于自己的百年生命力？茅忠群先生给出的答案是“文化”——不是墙上的标语，不是老板的训诫，而是一套从“发心”到“心性”、从“术”到“道”的完整体系。
一、来源于实践的力作
《心本文化》首先是一部“实践者著作”。它的价值，不在于提供了严格意义上的“学术知识”，而在于提供了一种学术研究难以替代的东西：实践的现场感。茅忠群先生在书中描述的“取消罚款改教育沟通”的决策过程，“风魔方”油烟机研发中“炒制上千斤辣椒”的细节，这些是任何外部研究者都无法从档案中挖掘出的“内部视角”。所承载的“实践的温度”，恰恰是学院派管理学研究最容易缺失的维度。
理解《心本文化》，首先要理解茅忠群先生对“发心”的界定。在书中，“发心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动机”或“初衷”，而更接近佛家语境中的“菩提心”——一种自觉的、向上的、以利他为指向的根本意愿。茅忠群先生将“发心”置于企业管理的第一步：企业家先要追问“为什么做这家企业”，员工先要追问“为什么做这份工作”，答案若仅仅落在“赚钱”“谋生”层面，则“心性”无从谈起。这种追问方式，将管理问题从“怎么做”的技术层面，升华到“为什么做”的意义层面。
《心本文化》的框架以“道法术”三维展开。在“道”的层面，方太将“顾客得安心、员工得成长、社会得正气、经营可持续”作为企业健康度的四维指标；在“法”的层面，构建了心本经营、品德领导、德法管理等十大基本法则；在“术”的层面，以“五个一”修炼法，将“心性修炼”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实践。茅忠群先生用“心性即文化，文化即业务”这一命题，试图打通从内在修养到外在绩效的因果链条，而这条链条的终点，正是“百年企业”的愿景。
“五个一”是书中最具操作性的部分，也是其“心性修炼”理念的落地工具。立一个志、读一本经、改一个过、行一次孝、日行一善——这五条看似朴素的日常功课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修炼闭环：“立志”确立方向，“读经”提供资源，“改过”修正偏差，“行孝”涵养根基，“行善”外化行动。茅忠群先生将这套修炼法同时适用于企业家本人和普通员工，这意味着“心性修炼”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而是组织成员的共同实践。“五个一”的意义在于将文化的传承从“言传身教”转化为“日常功课”和组织成员的共同行为。
二、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可能
《心本文化》的出版，标志着方太在自建企业文化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列。宁波民营经济发达，制造业单项冠军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众多，但多数企业的文化建设仍停留在口号、标语、团建活动等浅层形态，缺乏系统的理念架构与可操作的落地方法。方太以“心本文化”为核心，构建了一套从“道”到“术”、从理念到工具、从企业家修炼到员工日常践行的完整体系，这在宁波乃至全国企业群体中都具有开创性。它向宁波乃至更广范围的企业界证明：企业文化建设不必停留在“墙上文化”或“老板文化”，而可以成为一套有内在逻辑、有实践路径、有评价维度的管理系统，并与企业发展相始终。这种探索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一种可能和借鉴——不是仅提供了一套可以参考的范式，更展示了一种“认真对待企业文化”的态度与方法论。
将方太的实践放在宁波商帮的历史谱系中审视，这种“可能”的意义将更为清晰。茅忠群先生在书中自述其企业使命为“为了亿万家庭的幸福”，愿景为“成为一家伟大的企业”。这种将商业组织同时定位为“经济组织”和“社会组织”的自觉，是数百年宁波商帮深层商业伦理传统的当代回响。从叶澄衷到朱葆三，从虞洽卿到包玉刚，宁波商人跨越三个世纪的精神底色中，始终存在一种对“商道”的追问，宁波商帮长盛不衰的关键，正在于其“内在商业道德”对纯粹逐利冲动的节制与超越。茅忠群先生在书中系统阐述的“人品、企品、产品，三品合一”，并将“人品”置于首位的价值排序，与之构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。
茅忠群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试图为“发心”和“心性”构建一套可表述、可传授、可复制的哲学基础。这种从“默会知识”向“显性知识”的转化，成为当代宁波商人区别于历史前辈的一个重要标志。“心本文化”实现了从“只可意会”到可以言传、可以践行的转化，将在更远的时间范畴，更广泛的时空范围内展现其生命力。
方太在经营管理范式方面的创新，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。中国企业“出海”早已不是新鲜事，但多数企业的出海停留在产品输出、产能输出、资本输出的层面，管理范式与文化理念的输出则鲜有成功案例。方太的“心本文化”以“中学明道、西学优术、中西合璧、以道御术”为纲领，试图构建一套既根植于中华文化、又能与西方现代管理技术兼容的话语体系。这套体系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可理解性、可接受性，尚需时间和实践的实证检验，但方太用实践提出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时代命题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，能否不仅输出“中国制造”，也输出“中国管理”？这一探索对于宁波乃至全国企业的国际化实践，都具有先行者的参考意义。当然，本着历史学者必须有的审慎，我们应该认识到：文化理念的跨文化传播，远比产品出口复杂，方太的“心本文化”探索能否从“理念宣示”走向“落地生根”，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，这也是值得期待的地方及其生命力所在。
三、相关的几点思考
在肯定《心本文化》实践价值的同时，有几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。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方太一企的实践评价，更关乎“文化铸就百年企业”这一时代命题。
第一，“心性修炼”对“一把手”的依赖如何化解？ 茅忠群先生在书中提出的“企业三观源自企业家的三观”，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。从文化导入的步骤设计看，“企业家学习修炼”被列为第一步，这意味着整个体系的运转在相当程度上系于创始人的个人“发心”与“心性”水平。这既是这套范式的力量所在，也是其推广的限度所在。将企业文化的根基系于一人之“发心”，在创始人掌舵的时期或许能够运转良好，但代际传承之后呢？“心本文化”能否在制度层面获得独立的生命力，而不依赖于某位“心性高尚”的领袖？真正的百年文化，必须完成从“人格化”到“制度化”的转化。这是宁波商帮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经典命题。近代宁波商帮之所以能在清末几大商帮纷纷衰落后长盛不衰，一个关键因素是其组织化程度——四明公所、同乡会、行业公会等制度性载体，将商帮的伦理传统转化为可持续的组织规范，而非依赖某位“商界领袖”的个人德行。将文化的核心价值嵌入组织制度之中，目前仍是一个“进行时”的命题，而非一个已经完成的结论。
第二，“心性修炼”的可复制性边界在哪里？ 茅忠群先生提出要“帮助十万企业家迈向伟大企业”，方太的实践也被视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一种可能路径。但书中对“导入方法”的讨论，还需要充分考虑企业规模、行业属性、股权结构、创始人代际等变量的影响。因此，也对企业高层和员工的“心性”修炼和持续的终身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这也是笔者认为“方太学校”设立的必要性和预见性所在。只有深入其中，才能深刻理会“心本文化”内涵和价值所在，进而以“心本文化”为原点，再因地制宜，最终枝繁叶茂。
第三，当“心性”成为管理话语的核心范畴时，它是否可能沦为一种新的规训技术？福柯式的追问在这里并非多余：将员工的“心性”纳入管理视野，与泰勒制将“动作”纳入管理视野，在权力运作的逻辑上是否存在连续性？“五个一”修炼法在赋予员工道德自主性的同时，是否也在塑造一种更难以抗拒的“自我管理”机制？泰勒制管理的是员工的“身体”，而“心本文化”管理的是员工的“心灵”。后者显然比前者更深入、更彻底，也更难以逃避。王阳明心学在浙东有着深厚传统，方太地处宁波，与阳明学的文化关联不言而喻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茅忠群先生在书中将“心本文化”定位为“中国式现代企业管理新范式”，其中有着浓厚的强调“自觉”“自主”的心学传统，在“自觉”与管理之中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，这一张力恰恰“心本文化”伦理底色，是一种解放人、成就人的文化，而非束缚人的文化。
《心本文化》的价值还在于它是一个“活的标本”：一位当代中国企业家试图用自己的方式，回答数千年来历史学家、哲学家和企业家一直都在追问的一个问题——商业的成功，究竟依赖于什么？《心本文化》一书给出的答案是“文化铸就百年企业”
宁波商帮的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或并不是单一的。叶澄衷以诚信立业，虞洽卿以胆识著称，包玉刚以稳健闻名。他们的共同点是：在“术”的层面各擅胜场，在“道”的层面则共享着一套关于“如何做人”的朴素信念。茅忠群先生的“心本文化”，在这个传统中注入了一种新的自觉：用系统的思考来整理朴素的经验，用可传授的方法来替代不可言说的“悟性”，用可复制的制度来承载不可复制的“发心”。这份自觉的意义，在多年以后，当“心本文化”已经脱离了它的创立者而独立接受时间的检验时，被广泛接纳和践行时，将更加显现。历史的耐心，恰恰在于它愿意等待这样时刻到来。
（作者 田永官：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、副教授；宁波大学硕士生导师；浙江省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研究智库联盟研究员）